“文明开化”“脱亚入欧”是明治维新的导向，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、纲领，真正开始实行，明治政府领导人才感到问题重重，并不容易。西方究竟什么样，又如何着手，一时茫然不知所措。

大久保利

大久保利通回忆当时情况“自己认为，打倒幕府，建立天皇政治，这种事业大体亦完成。但是以后，就实在为难了。”明治政府领导人感到，必须探讨日本究竟走什么道路和“脱亚入欧”的具体路径。

1871年11月，岩仓具视率领一众高官访问欧美，主要目的就是探讨日本究竟应走什么道路。在美国他们震惊于美国的繁荣发达，但真正使他们受到强烈震撼的，还是到了当时最为发达的英国。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织厂，造船厂、炼铁厂、机器制造厂、铁路、机车制造厂，还有现代的销售系统、商业网络、制度……这一切使他们顿时经历了休克般猛击。

大久保利通几乎崩溃，他认识到英国这种令人生畏的发达是建立在政治、经济、实业和文化的综合性基础上的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日本根本无望实现英国这种现代化。大久保利通本就言语不多，此时更加沉默寡言，以后几乎一言不发，似乎一直陷入沉思之中。

1873年3月初，他们来到德国，见到了俾斯麦。统一不久的德国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，他们突然发现、找到了日本的现代化发展之路。不久前德国还是许多分裂的小邦国，普鲁士崛起后，在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，经过1864年的对丹麦战争、1866年的对奥地利战争和1870－1871年的对法国战争，最后统一。

俾斯麦

在俾斯麦的领导下，迅速统一了军队、政府机构、法律、制度、货币、度量衡、铁路等等。德国统一比日本的“废藩”仅早7个月，日本国情与德国国情确实非常类似，德国正在解决的问题就是日本正在面临的问题，德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、方法、措施，对日本有直接的借鉴意义。

而且，德国发展落后于英国、法国，正在实行中央高度集权、举国一致的“追赶”战略，卓有成效。德国见闻特别是与俾斯麦的会谈，大久保利通深受启发，大为振奋，从“英国冲击”中恢复过来，认为德国国情与日本最为接近，德国道路、德国模式就是日本应走的道路和学习模式。

此时，日本国内一些政府留守人员希望大久保利通回国处理积压政事，他也认为在德国已经找到日本现代化道路的答案，考察目的已经达到，不必再到其他国家，于是在5月下旬辞别岩仓使团，提前回国。

日本国情与德国相似近，与英国差别太大，因此只能学习德国道路、德国模式，成为明治政府的共识。但究竟日本应当走什么道路，确实事关重大，并非完全没有争议，在几年后仍然引起政坛轩然大波。

1868年明治天皇在京都发布著名的“五条誓文”是明治维新的纲领，第一条就是“广兴会议，万机决于公论”，所以从70年代起，逐渐兴起自由民权运动，民众开始批评政府，并且越来越激烈、规模越来越大。面对自由民权运动力量大发展，决定走德国模式的明治政府从1875年，态度开始强硬，以法律关闭批评政府的杂志、报纸，并限制政治性集会。

明治维新“三杰”

就在决定日本今后走向关键时刻，明治维新“三杰”在一年内先后去世。主张开放言论、尽早召开国会、制定宪法的木户孝允于1877年5月26日病逝，原定召开国会、制定宪法的计划也被拖延。他的逝世，对大隈重信的损失特别大。明治政府成立不久，他就赏识大隈重信，一直对其青睐有加，大隈重信在不到十年时间，能迅速升迁，与木户孝允对他的提携、支持大有关系。

木户孝允辞世，使大隈重信丧失了最重要的政治靠山。西乡隆盛辞职回乡后，1874年建立私学校。武士阶层被取消，极为不满，他们聚集在西乡隆盛的学校，成为学生的主要部分。他们日常学习内容就是学军事，进行军事训练，还存有大量枪支、弹药，3年后达3万人。最终他们与政府决裂，于1877年2月末造反，发动西南战争。西乡隆盛成为西南军统帅，于9月24日战败身亡。大久保利通主张强硬镇压自由民权运动，同时策动侵略中国台湾以转移国内不满情绪，对西南士族造反更不能容，是镇压士族造反的主要领导者。他主导的民治政府镇压了自由民权运动和士族造反，一时踌躇满志，却在1878年5月中旬被几名主张士族暗杀身亡。

一年之内，明治三杰陆续离世，使伊藤博文、井上馨、大隈重信三人成为最高层领袖。在三人政治中，伊藤博文、井上馨都来自长州藩，关系密切，而且长州藩与萨摩藩本来就是倒幕的主力，因此在明治政府中占据要职人多。如果与他们产生分歧，大隈重信自然居劣势。

制定一部什么样的宪法，对日本未来发展至关重要，决定日本最后走什么道路。伊藤博文坚持应走德国立宪道路，大隈重信看到了普鲁士道路的问题，主张走英国式立宪道路。德国宪法与英国宪法之争成为焦点，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主张采取英国式宪法，坚定地站在大隈重信一边。

1881年3月，大隈重信让福泽谕吉的学生为自己起草了宪法草案。主要观点是要求依照民意选举，按选举结果完成政权的更迭。官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，政务官是“政党官”，事务官是“永久官”，由选举获胜的政党组织政府推行施政，与伊藤博文的“天皇圣裁来定天下”的方针相反。具有权威的岩仓具视认为宪法应适用日本的国情国体，日本国情就是树立区别他国的万世一系的皇权体制的国体。

大隈重信知道此事重大，必须保密，他的宪法草案在提交天皇之前不给任何人看。不想事机不密，被人密报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。提交草案给天皇之前不给任何人看，但仍然泄密，被人密报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。他们阅后认为太过激，如民众有选举等侵犯了贵族的利益，天皇权力受限等等。

伊藤博文尤其愤怒，因为此前他把自己准备的宪法草案给大隈重信看过，没想到大隈重信悄悄起草了宪法却不给自己看，认为大隈重信与福泽谕吉结盟，在6月5日公开羞辱大隈重信：“你身居参议要职居然成为福泽之流的傀儡，实在是可笑。”大隈重信宪法草案中参议、各省卿、大少辅、诸局长和皇宫内一些侍讲、侍从长为政党官，伊藤博文借此大做文章，尤其挑起皇宫内人员也反对大隈重信。

本来主张走与日本国情相近的德国道路的人就占大多数，现在许多人又有现实利益，因此支持伊藤博文的力量空前强大，大隈重信陷入孤立。精于权谋的伊藤博文认为最后摊牌的时机已经成熟，在1881年6月27日向朝中重臣岩仓具视表示自己与大隈重信势不两立，并于7月2日正式提出辞呈。

二人谁去谁留，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辱去留，而是关于未来日本国家道路、发展方向的选择。10月11日，天皇罢免大隈重信一切职务，余党全部被肃清，史称“明治十四年政变”。其实，在二人的斗争中，选择伊藤博文即选择德国模式，不说是“理所当然”也是“势所必至”。因为当时日本的国情与德国的国情确实最为相象相近相同，几年前岩仓使团访问欧洲后其实就确定了学习德国的方针，大隈重信要改变既定方针谈何容易。在国情相似的情况上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应当走德国道路，只有大隈重信、福泽谕吉等少数人才会不顾国情坚持要走英国道路。他的失败，难以避免。

伊藤博文

大隈重信被清除，扫除了日本走德国道路的最后障碍。确定了走德国道路，做事认真的伊藤博文不顾自己已居高位，工作繁重，竟然于1882年3月专门到德国学习宪法、行政法，直到1883年8月才离开德国，学习时间长达一年五个月之久。虽然在德国认真学习宪法、行政法如此之久，伊藤博文仍认为自己知识不足、水平不够，请了两位著名的德国宪法专家担任宪法起草顾问。

1889年终于公布了宪法，日本正式进入世界立宪国家之列。但这部明治宪法赋予天皇极大权力，宪法是钦定而不是国会制定，国会是第二年才成立。宪法修改也不许议会提出，而是根据天皇敕命进行。立宪的核心是限制皇权，但明治宪法中有关皇室的重要事项却都置于议会权限之外。

虽然这部宪法规定立法权原则上需要议会通过，但又有许多例外条款，给天皇专行留下广泛余地。统帅、外交、任命、授予荣典等大权全归天皇，完全不容议会置喙。宪法规定，军队完全由天皇控制，规定“天皇统帅陆海军”,“天皇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”,“天皇宣战,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”。

而作为宪法补充的《宪法义解》又进一步明确规定议会不得过问军队的编制、配备、给养、人事和训练事宜。军队不归议会而直接由天皇领导指挥，给日后军部的崛起提供了机会。后来军部正是在“清君侧”的口号下发动军事政变,推翻民主政治,又在效忠天皇的名义下对外发动“圣战”,这些都是按照德国模式立宪所带来的后果。

在决定日本道路的关键时刻，大隈重信与伊藤博文发生严重分歧，以他被解职、日本按照伊藤路线发展告终。以国情而论，走德国道路确实最适合日本国情，因此伊藤路线确实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、观点。大隈重信的远见在于看到了这条国情相近道路的危险性，主张不顾国情地走英国道路。

当时大隈重信是少数派，是失败者。但历史却让他成为胜利者：日本按照伊藤博文的德国模式发展，最后走向军国主义、法西斯主义，给日本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，经过深创巨痛后，在外力作用下最后还是走上了大隈重信主张的英国式道路。伊藤博文的日本占据了中国台湾、吞并了朝鲜，但二战的结果却是日本帝国的崩溃，台湾回归中国，朝鲜独立，伊藤博文的“赫赫功勋”荡然无存，而大隈重信失败后创办的早稻田大学依然存在，已经一百三十余年，成为世界名校。

大隈重信与伊藤博文关于日本道路之争的历史表明，一个国家在关键时刻关于方向、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。一旦选错，只有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能纠正。